勵志的名家散文
成長比成功更重要，唯有奮斗者才可以取得功名。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幾篇關于勵志的名家散文，歡迎閱讀。
名家勵志散文【1】
劉墉：唯奮斗者得功名
在多年前的一個頒獎典禮上，一位影星在得獎致辭時說，他父親生前一直反對他放棄大學的學業。
而今，拿到了這個獎，總算可以告慰父親在天之靈，也證明自己的選擇沒有錯，又說他很高興，終于達到一生追求的目標。
不知為什么，我常想起這一幕，想他說的話是對還是錯。
無可否認，那確實是個很大的獎。
他一輩子都可以用那個獎展示曾經擁有的光榮。
只是，當他走下臺，那光榮也就真成了“曾經擁有的”。
他如果不努力，追求更高的成就，那既有的光榮，又算得了什么?
記得我以前教過的一個學生，在辛辛苦苦出國，終于得到他夢想的博士學位時，打電話對我說，他回到寢室、脫下博士服、放下博士文憑，去洗碗、洗衣服。
“我突然發覺這一天，跟以往的日子沒什么不同。
”他說，“反而覺得明天面對的挑戰更大了。”
也記得美國影星喬治斯科特(George C. Scott)，在拿到奧斯卡獎卻沒去領獎時，對記者說：“我得獎之前和之后，都是原來的我。”
接著，他去尋求另一個演藝生涯的突破。
但是，當我今天回頭找那位證明自己沒有錯的男演員時，卻已經在影壇見不到他的蹤跡，據說他還因為酗酒和吸毒進了戒毒所。
提到酗酒、吸毒，我們可以數數，有多少成名的演員、作家、歌星，甚至政界的人物，在創造人生的巔峰之后，都用毒和酒精麻醉自己。
原因可能是他們
無法再突破，又無法承受那么沉重的名譽負擔。
怪不得，有人說諾貝爾獎對許多作家是“死亡之吻”。
既然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，許多人就被壓得難以再創作。
連川端康成在得獎之后都說：“聲譽也很容易成為才能枯竭凝滯的根源……我希望從所有名譽中擺脫出來，讓我自由。”
對于像川端康成那樣在很大年歲才獲獎的作家而言，一個大獎，使他有終于達到人生目標的放松感，也決定在“最美的一刻”隱退，還能令人諒解。
但是，如果年紀輕輕，只因為一個獎的肯定，就認為整個人生的腳步可以停止，則值得我們深思了。
我見過許多學生，在參加高考之前拼命地念書，然后在考取之后拼命地玩。
我也見到許多父母，在孩子未上大學之前嚴禁夜歸，金榜題名之后又突然解禁。
碰到這樣的情況，我都會勸那些年輕人：“你人生到此，就滿足了嗎?這點兒成功，算什么?”
當然一些父母也有他們的想法。
記得我參加哈佛大學一個畢業生的家長為孩子舉行的畢業酒會時，那著名的富豪舉著一杯一百美金的酒，對賓客說：“我今天真高興，因為從現在起，他應該落到了地面，自己走他的路了。”
然后，那孩子只身到紐約，租了一小間公寓，自己打天下。
他的父母不再像過去二十三年那樣呵護他，他也沒要求父母“供應”。
他果然自己走自己的路。
對!哈佛的文憑算什么?英國貴族的身份算什么?從今天起，你不努力，就什么也不是!
在紐約圣若望大學教了十多年的書，給我印象最深的，卻是沒親自教過的—位中國臺灣籃球名將——馬莉娜。
過去總在電視上看到她矯健的身影，聽說她的“大名”，似乎球一到她手上，就會進。
但是，突然，她到了美國，從不太通英文，而必須補習，到跟上大學部的進度，名列前茅地畢業，且繼續深造，拿到企管碩士。
我覺得她沒讓過去的“光榮”成為后來的壓力，反而把打球的毅力化為讀書的毅力。
她的前二十年，成功了。
她的后二十年，也一定會成功。
什么叫作“成功”?得一塊奧運金牌?得一項奧斯卡獎?還是得到一張名校的文憑?
這些都是成功，也都是“一時”的成功。
有什么成功是永遠的呢?只有前二十年成功，后二十年成功，甚至再過二十年還成功，才稱得上真正成功。
人生就像登山，有些人登到頂峰，自認為再也無法突破，于是從山巔躍下;有些人回頭，循著原來的路，一步步走下去。
也有些人，抬頭遠眺，看看有沒有其他可以征服的山頭，然后，走下這座山，攀向那座山。
別愁這世上已經沒有更高的山讓你去攀登。
山在你的心里，每個明天，都是另一座山!
作者丨劉墉，知名華人作家、畫家，他的處世散文和溫馨勵志散文都深受華人喜愛，作品在大陸銷售超過千萬冊，被稱為“溝通青少年心靈的專業作家”。
名家勵志散文【2】
面包里的銀幣
-培養學生發散性思維與嚴謹治學的困惑與思考
語文課程標準提出:“語文教學要培養學生的知識與技能、發展思維。
而創造性更是教育的首要任務。
"創造性指老師應該關注學生的逆向思維和發散新思維。
創造性的靈魂是培養學生的求異思維和創新品質。
平時常教育學生，世界上的好多事物并不是只有對與錯兩只答案。
比如一個文章的合適題目，只要接近有自己的角度與思考，就是可以的。
我以為創新思維應該是一種求異思維，教學中我生怕由于自己的引導不當而束縛禁錮孩子的思維。
比如這次期末考試有一篇閱讀短文，就讓學生根據內容添加題目。
內容是講述了在一個鬧饑荒的年代，有一位家境殷實的面包師關心窮人，給許多難以飽腹的孩子以面包。
孩子們爭著上前去搶最大的面包，顧自吃著。
只有一個叫伊娃的孩子在一邊默默等待，最后拿了一個小的面包，并且向面包師表達謝意。
她懂得感恩。
在另一次她拿到的最小的面包里，竟然有銀幣。
她以為是面包師不小心把銀幣掉到里面了，后來才得知，這是面包師對她懂得感恩的回饋。
這對貧困的家庭無異于雪中送碳。
在量定評分標準時，我們一致以為感恩應該是本文的主題，但是準確的答案是什么，我想一定不是唯一答案。
看到試卷時，一個孩子加的題目是《面包里的銀幣》引起了我的注意與思考。
題為文眼《面包里的銀幣》，首先能夠吸引人的眼球，不由自主的想面包里怎么會有銀幣呢?既引人注意，又能啟發人思考，而且由出現銀幣的原因從而引出主題感恩的回饋。
我覺得這個題目太妙了，雖然孩子不一定能從理論的高度說出她這樣選題的理由，但如果這樣作為錯誤答案的話，那這樣的評價就失去了它的導向作用。
使孩子的思維具有局限性。
反之，如果不設定一定的范圍，又怕使孩子的思維不嚴謹。
在好多時候，老師的提問和對學生回答問題的評定不是封閉性的，要給學生廣闊的思維空間，引導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對問題進行分析思考，活躍學生思維，使學生產生多向聯想，從而多方面的思考，提出自己的獨特見解。
而通過對發散出來的想法的分析比較、綜合，可以實現思維的優化。
老師的評價是極為重要的，以關心愛護、理解學生的出發點，以鼓勵學生的發散思維與求異思維，培養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，才可以達到有效評價、注重引導的正面激勵作用，激活學生思維。
然而，培養孩子發散性思維與嚴謹治學間的度如何把握，卻是一個棘手的難題。
似乎非得因題而定、因時而定，別無其他捷徑。
教育者不應承認“只有唯一正確答案”的論斷，要做到總是試圖尋找更新、更好的方案與辦法，我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學生的這種態度與精神。
應該鼓勵學生挑戰任何事情，培養學生的質疑精神，激發學生思考“這個答案立住腳嗎?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法”。
先進的教育體系中存在存在嚴重的“正確答案導向的學習”教育系統中常常用這樣的思維培養和評價學生。
學校多數的教育行為指向培養學生線性思維的左腦教育，缺乏培養學生創造性能力、發散性思維的右腦教育。
有很多擁有學習潛力、具有創新精神的學生，往往在常規教育中被認為是“后進生”，從而導致教師對這類學生產生較低期望，更為嚴重的是導致學生缺乏自信心和自尊心，降低了學生自我成功的期望。
因此，創新性教育的實施，發散性思維的培養尤為重要。
創新性教育的實施要建立在尊重學生學習能力的差異上，著重關注學生的創造性，注重發散性思維的培養。
名家勵志散文【3】
筆墨祭
余秋雨
中國傳統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質和心理習慣，這個問題，現在已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在悉心研究。
這種研究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，但也時時遇到麻煩。
年代那么長，文人那么多，說任何一點共通都會涌出大量的例外，而例外一多，所謂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險了。
如果能對例外作一一的解釋，當然不錯，但這樣一來，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難題又自己補漏洞的尷尬格局。
補來補去，痛快淋漓的主題都被消磨掉了，好不為難煞人。
我思忖日久，頭腦漸漸由精細歸于樸拙，覺得中國傳統文人有一個不存在例外的共同點;他們都操作著一副筆墨，寫著一種在世界上很獨特的毛筆字。
不管他們是官屠宰輔還是長為布衣，是俠骨赤膽還是蠅營狗茍，是豪壯奇崛還是脂膩粉漬，這副筆墨總是有的。
筆是竹竿毛筆，墨由煙膠煉成。
濃濃地磨好一硯，用筆一舔，便簌簌地寫出滿紙黑生生的象形文字來。
這是中國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態，也是中國文化的共同技術手段。
既然如此，我們何不干脆偷偷懶，先把玩一下這管筆、這錠墨再說呢?
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態載體的。
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，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;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，即以“鋼筆文化”代替“毛筆文化”。
五四斗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，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。
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文化，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。
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的毛筆文化，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。
誠然，我并不否定當代書法的成就。
有一位朋友對我說，當代書法家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古代書法家。
我不同意這種看法。
古代書法家的隊伍很大，層次很多，就我見聞所及，當代一些書法高手完全有資格與古代的許多書法家一比高低。
但是，一個無法比擬的先決條件是，古代書法是以一種極其廣闊的社會必需性為背景的，因而產生得特別自然、隨順、誠懇;而當代書法終究是一條刻意維修的幽徑，美則美矣，卻未免失去了整體上的社會性誠懇。
在這一點上有點像寫古詩。
五四以降，能把古詩寫得足以與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，但不管如何提倡張揚，唐詩宋詞的時代已絕對不可能復現。
詩人自己可以寫得非常得心應手(如柳亞子、郁達夫他們)，但社會接納這些詩作卻并不那么熱情和從容了。
久而久之，敏感的詩人也會因寂寞而陷入某種不自然。
他們的藝術人格，或許就會因社會的這種選擇而悄悄地重新調整。
這里遇到的，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問題。
我非常喜歡的王羲之、王獻之父子的幾個傳本法帖，大多是生活便條。
只是為了一件瑣事，提筆信手涂了幾句，完全不是為了讓人珍藏和懇掛。
今天看來，用這樣美妙絕倫的字寫便條實在太奢侈了，而在他們卻是再啟然不過的事情。
接受這張便條的人或許眼睛一亮，卻也并不驚駭萬狀。
于是，一種包括書寫者、接受者和周圍無數相類似的文人們在內的整體文化人格氣韻，就在這短短的便條中泄露無遺。
在這里，藝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藝術化相溶相依，一支毛筆并不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職業和手藝，而是點化了整體生活的美的精靈。
我相信，后代習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，但誰也不能把寫這些便條的隨意性學到家。
在富麗的大觀園中筑一個稻香村未免失之矯揉，農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鄉村里。
時裝表演可以引出陣陣驚嘆，但最使人舒心暢意的，莫過于街市間無數服飾的整體鮮亮。
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，但最燦爛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們之間。
在毛筆文化鼎盛的古代，文人們的衣衫步履、談吐行止、居室布置、交際往來，都與書法構成和諧，他們的生命行為，整個兒散發著墨香。
相傳漢代書法家師宜官喜歡喝酒，卻又常常窘于酒資，他的辦法是邊喝邊在酒店墻壁上寫字，一時觀者云集，紛紛投錢。
你看，他輕輕發出了一個生命的信號，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應者。
這與今天在書法展覽會上讓人贊嘆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
整個社會對書法的感應是那樣敏銳和熱烈，對善書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。
這使我想起現代的月光晚會，哪個角落突然響起了吉他，整個晚會都安靜下來，領受那旋律的力量。
書法在古代的影響是超越社會蕃籬的。
師宜官在酒店墻上寫字，寫完還得親自把字鏟去，把墻壁弄得傷痕斑斑，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，他們也知書法，他們也在驚嘆。
師直官的學生梁鴿在書法上超越了老師，結果成了當時的政治權勢者爭奪的人物。
他曾投于劉表門下，曹操破荊州后還特意尋訪他，既為他的字，也為他的人。
在當時，字和人的關系難分難舍。
曹操把他的字懸掛在營帳中，運籌帷幄之余悉心觀賞。
在這里，甚至連政治軍事大業也與書法藝術相依相傍。
我們今天失去的不是書法藝術，而是烘托書法藝術的社會氣氛和人文趨向。
我聽過當代幾位大科學家的演講，他們寫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實在很不像樣，但絲毫沒有改變人們對他們的尊敬。
如果他們在微積分算式邊上寫出了幾行優雅流麗的粉筆行書，反而會使人們驚訝，甚至感到不協調。
當代許多著名人物用毛筆寫下的各種題詞，恕我不敬，從書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濟，但不會因此而受到人們的鄙棄。
這種情景，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。
因為這里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信號系統和生命信號系統。
古代文人苦練書法，也就是在修煉著自己的生命形象，就像現代西方女子終身不懈地進行著健美訓練，不計時間和辛勞。
由此，一系列現代人難以想象的奇跡也隨之產生。
傳說有人磨墨寫字，日復一日，把貯在屋檐下的幾缸水都磨干了;有人寫畢洗硯，把一個池塘的水都洗黑了;有人邊走路邊在衣衫上用手指劃字，把衣衫都劃破了……最令人驚異的是，隋唐時的書法家智永，寫壞的筆頭竟積了滿滿五大麓子，這種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，筆頭很輕，但五簏子加在一起，也總該有一二百斤吧。
唐代書法家懷素練字，用壞的筆堆成了一座小丘，他索性挖了一個坑來掩埋，起名曰“筆冢”。
沒有那么多的紙供他寫字，他就摘芭蕉葉代紙，據說，近旁的上萬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禿禿的。
這種記載，即便打下幾成折扣，仍然是十分驚人的。
如果僅僅為了練字謀生，完全犯不著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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