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不僅是酒酒的生活美學
在古籍文獻的描述里，在出土文物的展示中，均呈現有中國豐富而獨特的“酒文化”，傳達著酒的審美意蘊。
《詩經·大雅·即醉》中“即醉以酒，即飽以德”之句將“酒”和“德”相提并論。
屈原《九歌·東皇太一》中“蕙肴蒸兮蘭藉，奠桂酒兮椒漿”之句，贊美了“酒”的視覺、嗅覺之美。
從自斟自飲、保健養生、親朋聚餐、文士雅集、節日慶典、婚喪嫁娶到官場酬酢、軍旅出征、敬天祭祖……“酒”的世俗意味和禮儀價值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處處可見，也釀造了中國審美文化的“酒”之美。
葡萄美酒夜光杯：酒品與酒具之美
飲酒始于選定酒品，好酒需用精美器具。
中國人飲酒，酒品的認識和酒具的講究不可或缺。
或“樽酒家貧只舊醅”(杜甫)，或“新豐美酒斗十千”(王維)，酒美的意識從判別酒品發端。
不論是自釀濁酒還是品牌名酒，在選擇了酒的種類和香型后，近窺其色澤清濁，搖視其掛杯程度，輕嗅其酒氣的清淡或馥郁，進入了感官的全面體驗——這是一種綜合的美感。
飲者選品牌，往往是口味嗜好的認定，酒價的高低并不重要。
既可“會須一飲三百杯”(李白)，亦可“三杯兩盞淡酒”(李清照)，其中包含著不計功利的審美心態。
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(王翰)，“琉璃鐘，琥珀濃”(李賀)，酒具的造型之美是中華酒文化的重要元素。
早在商周陶器和甲骨文中已見酒具，《詩經·周南·卷耳》記錄了“金罍”和“兕觥”兩種材質、樣式不同的大容量酒具，“酒”字原型“酉”即為酒壇的象形。
酒具的美感應對著不同的心理需求，體現著不同的文化層次。
前秦兩漢的陶制和青銅酒具大多兼有禮器的功用，造型的端莊高雅體現了中國審美觀念中的均衡之美。
高雅之士的精觥美壺，平民百姓的粗杯淺盞，隱居高士的隨身葫蘆，豪杰義士的巨盅海碗甚至持瓶抱壇，酒具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個性情感和審美標準的象征。
辛棄疾那首酒趣橫生的《沁園春》中詩人和酒杯這樣對話：“杯，汝來前，老子今朝，點檢形骸。
……勿留亟退，吾力猶能肆汝杯。
杯再拜道：麾之即去，招亦須來。”雖言辭兇惡，但人與酒的交情卻親密無間。
此時酒杯已不再是單純的酒具，而是知己好友。
李白“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。
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”中的酒壺、酒杯也表達了同樣在酒具中蘊含的“知音”情誼。
蘇東坡《南鄉子》詞云：“佳節若為酬，但把清樽斷送秋。”其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詞云：“人生如夢，一樽還酹江月。”雖嘆世無知音，且喜一“樽”在手。
隔籬呼取盡余杯：酒風與酒德之美
酒風和酒德是傳統道德禮義之美在飲酒中的體現。
“酒以成禮，不繼以淫，義也”(《左傳·莊公二十二年》)，酒在中國文化中，自古即與禮儀密不可分。
除了敬天祭祖的儀式，日常生活中的酒禮也有具體的規矩。
例如主、賓對飲時要相互跪拜敬酒，主人向客人敬酒稱為“酬”，客人回敬主人稱為“酢”;敬酒者和被敬者須舉杯起立，稱為“避席”。
晚輩與長輩共飲時只能居次席而稱“侍飲”。
“酒酣胸膽尚開張”(蘇軾)，此時便可見酒德的高下。
酒德不佳，一是假飲假醉，灌人無度;二是嗜酒成癮，京城人哂之為“酒膩子”;三是酒后無德，有失禮節。
“痛飲狂歌空度日，飛揚跋扈為誰雄”(杜甫)，古人對此也嗤之以鼻。
酒風的張揚豪邁與內斂謙恭，其要旨可一言以蔽之：真。
北宋詩人秦觀《飲酒詩》道：“我觀人間世，無如醉中真。”坦率真誠，決定了雖酒量有別、酒風不同卻同樣可以獲得同飲者的接受。
以“微醺”為適度，恰恰吻合了中和為用、含蓄蘊藉的傳統審美標準。
酒風酒德中的美感是中國傳統文士的人格美的體現，其中包括人品、性情和風度之美。
人品之美：魏晉文人認為“痛飲酒”是成為“名士”的三大條件之一(另外兩個條件是“常得無事”和“熟讀《離騷》”)，至于是否具有“奇才”并非要事(見《世說新語》)，酒德在于忘卻功名利祿后的精神追求。
陶淵明《飲酒》曰：“雖無揮金事，濁酒聊可恃。”酒對應著人品的清高脫俗。
性情之美：“相逢意氣為君飲”(王維)。
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的情投意合，是交往時的最佳狀態。
風度之美：“舉觴白眼望青天，皎如玉樹臨風前”(杜甫)。
酒過三巡的言談舉止，醉酒之后的搖曳生姿，飲者的內心世界和文化教養得到了充分的彰顯。
一杯未盡詩已成：酒感與酒意之美
飲酒的心理超常而微妙，酒中的情趣豐富又動人，酒感和酒意是“酒”中之美的兩個境界。
酒感是對于酒味的直接感受，酒意是對于酒的心理體驗。
斟酒入杯，心存美意;啜酒入唇，酒感頓生。
心隨酒動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酒言隨之而出。
或贊美酒，或感謝主人，禮敬者言辭莊重，放達者話語豪邁。
酒感重在從觀酒、聞酒到品酒的感官體驗，是通往酒意的必經之途。
有的飲者僅停留于酒感，只求一醉方休，自無“酒意”可言;而追求酒意的飲者則通過細嘗深品漸次達到豐富的內心觸動，以至于進入人生哲理的思慮。
“但得酒中趣，勿為醒者傳”(李白)。
酒意如詩意，是飲酒的最高境界。
酒意的獲取期在盡興，盡興與否取決于心態。
是借酒澆愁的一醉方休，還是把酒言歡的輕飲慢酌，飲酒的心態不同，美學意蘊則大相徑庭：前者是悲觀逃避的悲劇之美，后者則更多地呈現了瀟灑詼諧的喜劇之美。
“綠蟻新醅酒，紅泥小火爐。
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?”(白居易)心態安詳如斯，盡興即為自然，酒意也就會適時而至。
“一杯未盡詩已成，涌詩向天天亦驚”(楊萬里)。
酒意本質上是一種超功利的心態，即時引發了情感的奔涌和想象的舒張——這恰恰是藝術活動的前提。
古代文士有酒必詩，“醉里從為客，詩成覺有神”(杜甫)。
藝術創作也在酒中得到靈感，“張旭三杯草圣傳，脫帽露頂王公前，揮毫落紙如云煙”(杜甫)，懷素、張旭醉后方可翰墨淋漓。
“對酒當歌”不僅是“莫使金樽空對月”的命運悲嘆，也可以是“俱懷逸興壯思飛”的吟詠情性。
陶淵明屢作酒詩，其《飲酒》詩序文稱：“余閑居寡歡，兼比夜已長，偶有名酒，無夕不飲。
顧影獨盡，忽焉復醉。
既醉之後，輒題數句自娛。”孤獨寂寥之下，“酒”幾乎成了唯一的自適自娛甚至自存的方式，飲酒這一行為本身就頗有幾分“行為藝術”色彩，酒意也就有了更多的審美意味：“泛此忘憂物，遠我遺世情”，“悠悠迷所留，酒中有深味”(陶淵明)。
酒意與詩意共生并存，不辨彼此。
誠如李白所云“三杯通大道，一斗合自然。”在敘事文學中，《三國演義》的青梅煮酒論英雄，《水滸傳》的武松醉打蔣門神，《警世通言》的李太白醉草嚇蠻書;《紅樓夢》涉及了惠泉酒、紹興酒、燒酒、屠蘇酒、葡萄酒等多種酒類，書中的酒令酒詩使人物形象豐滿而生動……都體現了酒意與文學審美表達的有趣關系。
歐陽修《醉翁亭記》云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
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”此言之妙，在于說出了酒中之美：美在寓“心”于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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